刘子曦:故事与讲故事:叙事社会学何以可能——兼谈如何讲述中国故事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8 次 更新时间:2018-04-26 11: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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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子曦  

   摘 要:近年来,叙事分析在社会学中蔚然成风,本文旨在系统梳理“叙事”的特质与理论意涵,以此提出叙事社会学“故事”与“讲故事”两种路径,并整合已有的研究主题和方法,对叙事社会学的研究图景进行展望。笔者首先回顾了叙事研究的多学科源流,集中论述了“叙事”的四大特征:普遍重要性、具体时间性、内在因果性与潜在反抗性,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两种路径的论述。第一种路径关注故事的构成元素、结构模型与网络表征,发展出针对叙事网络的结构性分析,第二种路径关注叙事情境效应、叙事者效应以及叙事的社会效用,发展出反思性的叙事行为分析。本文对两种方式各自存在的优缺点进行初步探索,指出糅合两种方式的可能性,提出在丰富叙事相关概念的基础上,以“故事形态学”切入叙事,由此增进我们对当下中国社会的理解。

   关键词:叙事;故事;讲故事;中国故事;故事形态学

  

一、导言


   叙事是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如语言学家巴尔特(Roland Barthes)所言:“自人类有历史以来,所有阶级、所有群体都有他们的叙事,叙事是跨国家、跨历史、跨文化的。它就在那里,它就是生活本身”(Barthes, 1977:79)??梢运?,我们眼目所及之处,都有叙事的影子,它有近乎无穷的形式。叙事贯穿于社会互动与自我表达之中,既是建构日常生活秩序、形成自我身份的重要途径,又是二者在语言上的动态展现。

   20世纪80年代以降,叙事研究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掀起热潮,出现了影响深远的“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叙事转向接续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中的后结构主义与解构主义,继续强调语言与文本的社会建构功能,为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领域中的叙事研究推波助澜,形成了认识论上的“叙事性认知”(narrative cognition)(Bruner,1986)。作为人类体验、意义赋予和现实建构三者的交汇点(Spiegel, 2005),“故事”成为认同、框定、女性主义等理论脉络的生发点(Somers,1994; Ringmar,1996),推动着多种研究方法的发展。在认识论—理论—方法的多层次交织中,社会学的叙事研究也日渐蓬勃起来。

   与此同时,在国内学界,叙事也逐渐由冷转热。成伯清从社会理论演变与历史走向的角度出发,系统梳理了西方叙事理论的脉络,并提出叙事是反思整个社会学学科发展轨迹的重要视角(成伯清,2006,2012,2015)。郭于华等从口述史的角度出发,探究叙事与底层群体日常生活、集体记忆以及国家观念之间的关系,从普通人的故事与讲述中洞察共产主义文明何以存续发展(郭于华,2003,2011;郭于华、孙立平,2002;方慧容,2001)。应星等提出叙事性是质性研究方法的正当性来源,在洞察中国底层社会的复杂性上有着相当的优势(应星,2001,2006;程秀英,1999)。在新时期“构建中国社会学话语体系”和“讲好中国故事”的语境下,学界开始反思中国社会经验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提出应通过把握“叙事”来释放田野工作的想象力,挖掘细腻的中国故事,透视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成伯清,2017;应星,2018)。由此,叙事——这一游弋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的概念——似乎摆脱了被社会分析驱逐和压缩的命运,担负起探索本土经验感的重任??梢运?,对于中国社会学而言,叙事研究的学科意义已经逐渐凸显。

陕西11选5开奖结果查询85 www.gabnar.com    尽管学界对叙事研究已不再陌生,但迄今为止,有关这一议题的讨论仍存在一些理论和方法上的不足。大部分研究旨在引介西方经典理论,展开方法论上的反思,并以历史维度、底层关怀和社会学想象力来为叙事社会学定位,但仍缺乏对叙事研究在方法论及经验研究方面的系统梳理?;痪浠八?,“社会学家为何应该研究叙事”仍需讨论。另一方面,相比于学者对“底层叙事”、“农民叙事”、“知青叙事”等现象的关注,应用叙事分析方法的作品还十分鲜见,尤其是还未能充分在“叙事材料”与“叙事解释”之间建立具体的、系统的联系。叙事社会学还处在方法上的“自在”(in itself)状态——关注叙事,却还未在经验研究中充分把握叙事的特征?;痪浠八?,“社会学家应该如何研究叙事”亟待关注。

   出于这两方面的考虑,本文在梳理中西方文献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叙事研究涉及的关键概念,归纳出叙事社会学主要的研究进路,并结合相关研究主题,剖析其在研究方法上的特点。最后,本文尝试在中国故事这一语境下,指出整合多元研究进路的必要性,并对整合的可能性与方向进行展望。

  

二、从边缘到中心


   尽管自亚里士多德起,故事就已经成为一个议题,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叙事研究并无合法性可言。1935年贝恩(Read Bain)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中提出:叙事研究对于社会学而言并无价值。在他看来,“社会学中可以超越常识的知识,在本质上都是统计……如果研究者仍把重点放在故事与文本上,那么社会学则永远只能称为一门劣等学科……叙事分析等同于‘一锅大杂烩’,装满杂乱无章的文字、随意的观察、复杂的逻辑和站不住脚的猜测”(Bain, 1935: 486)。而且,贝恩远非一个特例。在他所处的20世纪30-40年代,定量研究如日中天,叙事常常被看作模糊的、不准确的、任意性的材料,是“软数据”,与之相对的统计数字则是“硬数据”。后者被认为更能揭示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因为“结构”意味着不变的规律和逻辑,而文化和故事都是社会结构的衍生品。结构的稳定性与数据和模型代表的“客观性”相映生辉,却与故事的流变性相互矛盾。

   20世纪60年代的“叙事转向”(narrative turn)逐渐扭转了这一趋势。叙事转向继承了“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中的建构主义视角,强调语言的地位和作用,认为事实(reality)是符号和语言的建构物,经验世界亦是语言的社会产物而非外生的客观存在(Spiegel, 2005; Berge & Luckman, 1967)。作为最擅长叙事的学科,文学和历史学率先发生转变。在文学领域,结构主义和语言学分析方法长驱直入,将文学批评的关注点由作品外部因素转移到文本内部,从关注“意义是什么”转为关注“意义生产的词句结构”。正如巴尔特所说,叙事是由结构语言、图像、姿态等要素以井然有序的混合方法构成的产物,洞察这一产物的方法就是解剖这些要素间的关系,发现叙事的深层结构,探明叙事的语言系统(冯寿农,2003)。

   在历史学领域,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等人提出,历史著作本质上是一种再现过去的叙事形式,与文学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一样,是用特定情节模式与语言策略讲述故事的人,因此,历史哲学应关注作品的呈现,即历史叙事的文本层面。这种叙事主义的历史哲学推动了历史学在理论取向上的大转型(White, 1987;彭刚,2006)。

   在社会学领域,叙事材料的使用远远先于叙事材料的分析。前者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30年代的芝加哥学派,《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是这一时期的典范。托马斯和兹南尼基收集波兰移民的信件和自传,将这些移民自己讲述的生活故事作为重要的生命记录(life record)来呈现波兰农民的生存处境(Thomas & Znaniecki,1927)。但这类研究却很难称为社会学的叙事分析。叙事至多被当成一种事实性资源,或是一种文献资料,其本身并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直至20世纪80年代,叙事才从单纯的材料变为社会理论与方法创新的生发点。阿伯特指出,在“变量范式”(variable paradigm)下,叙事长久以来都充当着辅证(justify)变量关系的次要角色,但具有“革命性”的尝试是将叙事作为社会学方法论的基础,以此展开过程和故事分析。在他看来,“叙事方法论恰恰是对社会学长期忽视过程的有力回应”(Abbott, 1992: 429)。梅恩斯则表示,社会学关注的现象大部分都由各层次的故事所建构,社会学家本身也是讲述者,叙事社会学(narrative sociology)的发展契机已经来临(Maines,1993: 32)。

   无论事实是否如阿伯特或梅恩斯这般乐观,不可否认的是叙事已经深入社会学在认识论、方法论和研究方法的各个层次。当社会学家谈及叙事时,至少出现了四种指涉:“作为社会理论节点的叙事概念”、“作为研究方法的叙事分析”、“作为质性材料的行动者的叙述内容”和“作为研究结果呈现方式的学术作品”。第三种基本可以归入访谈和口述史等质性研究方法范畴,第四种则承接了人类学对“观察与再现形式之张力”的兴趣,已有大量后现代风格的批判民族志进行论述(Clifford & Marcus, 1986; Bruner,1986),故本文将聚焦于前两种。

  

三、“叙事”的概念化:四个特质及其理论意涵


   如上文所述,社会学的叙事研究受惠于语言学转向、叙事转向等思潮,吸纳了文学、历史学等学科在多个研究议题上的成果,而叙事的社会理论面向也吸引着社会学家结合本学科传统作进一步的概念挖掘。笔者认为,这些概念化工作围绕叙事的四个特质展开,分别是:叙事的普遍重要性、具体时间性、内在因果性与潜在反抗性。

   (一)叙事的普遍重要性

   “生命即叙事”(life as narrative)这一隐喻经常用以说明叙事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Ricoeur,1984)。这并不是说叙事是生活经历的记录,而是说叙事性和主体性互为表里,叙事与身份认同(identity)相互建构又相互限制,这种辩证关系建立在两重批判上。

   第一重批判针对“范畴性认同”(categorical identity),即以各类人群的分类范畴与人口学特征来解释人们的行动,亦称为行动解释的“本质论”(萧阿勤,2003)。同一范畴的人们(如女性、阶级、族群等)被认为有共同的特征和相似的经验,并会基于这些共同的特征而采取行动。虽然这种路径符合社会学变量范式(variable paradigm)的偏好,却受到两方面的质疑。

一方面,质性研究者质疑范畴的外生性与先在性,并以大量族群与性别研究展现:范畴的形成、维系和固化实为多重力量参与其中的、动态的划界过程(boundary-making process)(Isaacs, 1975)。另一方面,以吉登斯与利科(Paul Ricoeur)为代表的社会理论家质疑范畴性认同背后对“本质自我”的假定。在吉登斯看来,自我认同不是个人拥有的某种特质,也非持续不变的实在,而是“个人负责进行的反身性的计划”(a reflexive project)(Giddens,1991:32),而这种计划的本质则为人与时间的对话,是“个人以现在的情境为中心,鉴于对未来的期望而筛选其过去,以取用过去”(Giddens,1991: 71-75)。(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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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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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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