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勇鹏:干部遐思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80 次 更新时间:2018-04-17 00:53:25

蒙勇鹏  

  

   一、记忆中的干部

  

   记忆中的第一张像,是曾在我家住的下乡干部王存明伯伯给照的。那是我只有两岁半,大夏天站在自家院子里,只穿了一个红腰子,光着屁股,手里还抓着自己的小鸡鸡??上?,这张照片后来丢失了。

  

   那位曾给我照像的王存明伯伯还真是一位好干部。好就好在他能跟村里的大人小孩亲密相处,好就好在他总也摆不出一个干部的架子来。论职位,他也不大,1957年,他是县里的团县委副书记,也算个官儿了??墒?,他和我们一家人随便拉家常,经常帮助家里挑水、扫院,还时不时逗我玩。赶上大跃进,父母和祖父母都要下地劳动,只有一岁的弟弟就用一根绳子拴在土炕上,任凭他哭和闹。那时候,王伯伯经常要坐在家里写材料。这样,他就沾光了,他得帮助照料弟弟拉下的屎粑粑。有一回,拴在炕上的弟弟哭闹开了,掀翻旁边的被褥卷儿,将自己埋在被窝中。在另一间住的王伯伯正在写材料,听着这孩子突然不哭了,急忙跑过来,一看这情势,马上把弟弟从被窝中解救出来。因此说,王伯伯是我弟弟的救命恩人,一点也没错。后来,这位王伯伯调到忻州地区玻璃厂当书记。我到忻州上学的时候,父亲特意给我安排了一项任务,提一瓶胡油,去看看王存明伯伯。我到他家的时候,他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患了肺气肿,经常在家服药。谈起过去的事,王伯伯记忆犹新,兴致勃勃。那时,他家虽然身为县团级干部,仍然过着贫寒的日子。住在两间小平房里,家里的摆设很简单,几个孩子都上学。我在《忻州日报》上班后,他爱人来找过我,说王伯伯几年前因病去世了,仅有的一个儿子还在一个即将破产的小企业,发不出工资来,要我帮忙找找当时的行署专员,我答应也领她找了,后来就再不知道怎样了。

  

   另一位记忆深刻的干部也姓王,叫王玉,他曾在1958年被派到我们那个管理区担任党支部书记。就在他手上,我们那个大队搞修梯田,打旱井,植树造林,获得了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亲自授予的红旗,名为“全国水土保持先进单位”。那个时候,后来的大寨还没影儿呢。这位王伯伯是邻县河曲县人,他把老婆也带来,住在邻村的一孔窑洞里,我妈就是在这位王大妈手上学会做裁缝的。后来,王玉伯伯也调走了,到另一个公社当了一名副书记。文革开始后,原来的干部统统被弄成走资派,村子搞得乌烟瘴气。等到文革尾声的1973年,新上任的县委书记白立志向人们打听原来的先进单位怎么没影儿了,有人告诉他,那个当初把工作搞上去的王玉还在,只是在另一个公社当副书记。白立志当即下令,将王玉调到我们公社担任副书记,专门负责再把这杆红旗重新树起来。王玉来我们村之后,发现他原来倚重的几个人都打成了黑帮,只好请示县里组织平反冤假错案。这下子,我父亲的投机倒把分子帽子也给摘了,党籍也恢复了。王玉伯伯真的很辛苦,呕心沥血,苦口婆心,终于把个烂摊子又整得有模有样。那时候,县里的白立志书记经常来我们村,每天吃派饭。因为他是高度近视眼,晚上出门不便,就在大队的炉子里由王玉给他烧一个大山药蛋,边给我们开会,白书记吃着烧山药,乐呵呵地说:“我就爱吃个烧山药?!?

  

   在我的记忆中,干部曾是我家的???,一拨又一拨的干部叔叔伯伯就住在我家,同一家人拉呱家常。有干部为我家担过水、扫过院,有戴眼镜的大学生干部坐在院子里向我爷爷征集过农谚和民谣。这样的事多了去了,总而言之,上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在我幼小的心灵中,干部就是亲和的人群,干部就是很讲卫生的一族,他们每天刷牙、洗脸,他们身上经常带一股香皂味。他们吃派饭一定要给你放下规定的三角钱和一斤四两粮票。他们待人友善,他们有辨别是非的能力,他们懂得扶正去邪,他们会说公道话。他们似乎就是社会正义的化身。

  

   这样的情况到了文革之后有了改变。文革开始之后,我正在县城读高小,劈头盖脸的运动搞得乱轰轰,一向受人们尊崇的县干部、公社干部、大队干部统统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位威严的县委书记吕纯信被一拨造反派押到我们村接受批判,戴着一顶高纸帽,还有一副手铐。造反派的厉声责问使干部在我心目中的形象轰然倒塌。

  

   那位被批斗的县委书记吕纯信到底是怎样一位干部?几十年之后,我特意去他家采访了他。他的家离我家不远,他已经行走很不方便了,耳背,说话要大声都才能听到。老人住在一间一百平米的房子里,没有装修过,纯粹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老样子。我向他询问他走过的历程,他向我慢慢道来。原来,他是山西岢岚县人,1943年进入晋绥边区第二中学读书,参加过抢救运动,参加过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生活上吃糠咽菜稀一顿稠一顿,饥一顿饱一顿是常事。特别是反扫荡期间,渡过黄河到陕北,一天吃不上一顿饭,只好自己刨野菜充饥。就在这个时候,还吃过煮黑豆、煮荞麦??闹值厥碧炝辽仙?,天黑回来。住的是老乡家,铺的是莜麦桔,枕的是木头。晚上累得翻不过身,手上都是泡。1946年入党后,先后在五寨县、偏关县工作。1956年29岁时担任偏关县代理书记,1957年后任偏关县委书记,直到1967年被打倒。当时的偏关县特别贫穷。为了摆脱这种贫困面貌,他确实在农业生产和组织工业生产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尤其是在大饥荒的1959年到1961年,周围的许多县都相继发生饿死人的事件,条件很差的偏关县竟没有饿死过人,这里面,有他抵制极左思潮的艰巨努力,他没有征过头粮,不搞浮夸假报,坚持实是求是。就是这样一位兢兢业业勤奋工作的好干部,文革中被列为走资派,关入监牢,后来被押着每天到煤窑中拉炭,因为疼痛,到一家医院向一位老中医要几片药,被押他的造反派发现,马上贴出大字报,说这位老中医阶级立场站错了,又是一顿批判。这位老书记直到1973年才被忻州地区调到地区水利局担任局长,后调入山西省水利厅担任水保局长。老人现在九十多岁了,一个儿子,六个女儿,儿子因为嫌他没有利用手中权力安排好工作,对他很是冷淡,他只有靠他的几个女儿照料生活。

  

   我在高中毕业后,曾在生产队当过保管员。有些事,只有我们亲历者知道。那时候,公社书记和主任的最大特权是用他供应的高粱和玉米换一点小米和豆子。有位熟人悄悄送了公社主任一条羊腿,换取了自己儿子当民办教师的资格,被人们吵得沸沸扬扬。县里分来的缝纫机、自行车给了某个不该给的人,也要有人喊叫。我们公社书记在任期间动用关系和人力给自家盖了几孔窑洞,被县里查为重大腐败行为,免职给了处分。

  

   我在《忻州日报》上班的时候,听说一件事:那位当初的偏关县委书记白立志,后来调到山西省水利厅担任副厅长,退休之后,儿子结婚,要一台电视机,拿不出钱来,老白只好将自己的彩色电视搬给儿子。闻知这件事后,当初他的一位下级安排另一位熟人给买了一台彩色电视,这才解了老白老俩口的难题。儿子结婚买不起猪肉,由偏关招待所送了一扇猪肉才把婚宴给办了。

  

   这些,就是我在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对干部的一些零碎记忆。

  

   二、搅动世界的干部们

  

   当你走过好多路、看过好多书之后,许多现实逼得你不得不认真思考一些问题。

  

   后来才闹明白,“干部”这个词原来是个“泊来品”。这个词是从日本引来的。而干部队伍的大量繁殖和培养,这一套几乎全是从苏联那里引来的。正是列宁、斯大林和苏联,为了发动世界革命,先是帮助孙中山办了黄埔军校,后来又在莫斯科办了中山大学,帮助中共培养了大批立志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中共干部。曾经搅动中国的大批杰出人物,诸如王明、周恩来、张闻天、杨尚昆、刘少奇、邓小平、康生、博古、陈云、蒋经国等等,好多就是由苏联培养出来的。

  

   以后,干部还真成了砸烂旧世界的中坚力量。从上一个世纪到现在,干部是中国几千年以来未曾有过的一道风景线。从延安到北京,从北京到全国,从土改到镇反,从互助组、合作化到人民公社,从四清到文革,再到后来的催粮催款、计划生育、精准扶贫,没有哪一项能离开干部的影子??梢运?,干部是大脑指挥下活动的躯干,是贯彻统治者意志的冲锋队,干部是统治者的传声筒,干部是念经的和尚,干部是政治的晴雨表。毛泽东曾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痹谥泄庋桓鲇酶刹客绫嘀鹕缁嵘窬低车纳缁?,你会随时随地觉察到干部对你的管制和影响。

  

   三、干部队伍怎么啦?

  

   干部队伍令人惊讶只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事。

  

   上世纪90年代,从诸多熟人那里,我已经知道好多买官卖官的黑幕了。作为一名多年从业的记者,我深深知道,在现行体制下当一个按照良知做事的官员有多难。不跑不送,原地不动,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逐渐成为蔓延全国各行各业的现实。由中纪委组织拍摄的电视纪录片《永远在路上》披露了我们生活中的真实状况。电视片中,曾担任吕梁离石区区委书记的闫刚平坦率地说,2002年,他在考评中本来名列第一,因为没送钱,结果被刷了下来,自此之后,他想进步,就找人拿钱送,一下子就敲开上进之路,一直当到权力较大的离石区区委书记,结果却栽了个大跟头。这部电视片披露,腐败已经渗透到共和国的每一根神经,每一个细胞。于凡,西安市一个社区的居委会主任,利用社区拆迁改造项目为自己牟利,单笔受贿就达5000万,涉案总金额高达1.2亿元。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原党委书记纪海义受贿9000余万元。海淀区西北旺镇皇后店村会计陈万寿挪用资金1.19亿元。马超群,河北秦皇岛北戴河区供水总公司经理,被调查时家中搜出1.2亿现金、68套房产、37公斤黄金。河北省纪委书记陈超英在电视片中披露,我们开展专项行动一年了,立案的已经将近1万件,从现在看已经查处了6000多人,过100万的190个,过1000万的31个。这些人级别都很低,但是他们贪的数量都是很惊人。

  

   四、我们的答卷到底交得怎么样?

  

   面对干部队伍大面积的腐败现象,我们到底有什么办法?其实,当年领导共产党打江山的毛泽东早就想到了。1945年7月,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他看到的延安,街头“无一人游手好闲”,意见箱在大街上随处可见,“人人可上书于主席毛泽东”。他坦言:“延安五日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理想相当近的?!比欢?,饱经世事的黄炎培有一个疑问,那就是:将来会怎么样? 黄炎培先生向毛泽东提问说,一些封建王朝刚建立的时候,励精图治一片新气象,但是时间不长人亡政息,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很多王朝,基本上都是限于这个所谓历史周期律。那么,共产党有没有办法跳出这个历史周期律?毛泽东很自信地说,能跳出,靠什么呢,靠人民起来监督政府,那就不会发生人亡政息的问题。

  

这段发生在窑洞里的对话,被后人称为“窑洞对”。 在延安工作过的领导干部,每个人都熟知“窑洞对”,但遗憾的是,毛泽东说过的“让人民监督政府”又不幸说了一句空话。毛泽东在那篇著名的《为人民服务》中曾这样说:“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不管有什么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敝谢嗣窆埠凸闪⒁丫?8年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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