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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8 次 更新时间:2018-04-26 16:2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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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健 (进入专栏)  

  

   正当学术界呼吁改变近代文学研究一直被忽视的现状,畅谈近代文学研究的新策略的时候,《文史哲》1995年第6期发表了孔范今先生的《中国近代四部著名小说的生成和价值内涵》(以下简称孔文),这篇有力度的文章,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摒弃庸俗社会学的偏见,不要以进步和保守作简单化的褒贬界定”、“调整研究方法,抓牛鼻子,辨明有别于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最基本的品格”(均见贺立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新策略》,《山东师大学报》1995年第3期)的可贵的探索精神,预示着晚清小说研究新突破的来临。

  

   孔文认为:鲁迅将晚清小说“别谓”之“谴责小说”,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概括未必尽当,这种概括里面明显的贬意,也不符合多数作品的客观存在,而“新小说”这一称谓,“来之于‘小说界革命’的提倡,它已成了一个历史性的概念,用它来指那一时代的小说创作,虽然笼统,但倒是更准确、全面一些”,是非常有见地的;孔文对于“第一次新小说潮流的代表者”的《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ā贰白魑猩掀粝碌囊桓龉?,作为20世纪小说创作的源头和奠基作,它们已带着它们所特有的成就和不足,被放置在中国文学史特别是20世纪文学史的重要位置之上”的判断,也颇具功力。只是由于在对晚清时代特征的总体评价上,未能摆脱衍绎史家旧说的局限,导致对于新小说生成的内在机制以及其价值内涵的阐述,仍有不少值得探讨的地方。

  

   一

  

   关于新小说的生成,孔文的核心命题是:“晚清时期,有责任心的作家与腐败的‘国政’、与暗昧的‘细民’,构成空前紧张的关系,并在这种紧张关系中激发出新的文学生力?!闭庵炙捣ㄋ淙患徽芾硇?,但却与晚清时期的史实和众多作家的创作实践不相符合。

  

   先说作家与“国政”的关系。要谈论晚清时期的“国政”,离不开对于“新政”即自1901年开始的自上而下的改革的评价;因为晚清小说趋于繁荣、富于生机的,正在这个时期。以往的历史学教科书说,庚子事变以后,清廷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洋人的朝廷”,帝国主义为了起到“以华治华”的作用,一再敦促清政府及早“革新”,速行“变法”,使之进一步买办化;而对于清政府来说,“新政”的目的则是为了巩固其反动统治,加速中国社会的殖民化、半殖民化。正是在确认这一结论的前提下,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在这种气候和土壤下产生的出于“改良派”作家之手的晚清小说,断定为反对革命、抵制革命、“维护摇摇欲坠的满清王朝,使奄奄一息的封建末世能苟延岁月”的“逆转历史的车轮”的反动小说,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孜南胍酝酝砬逍∷当岽笥诎木砂?,但在对历史事变的阐释上,仍然持“对于清廷统治者及其庞大的官僚机构来说,外国列强的武力侵略、威慑和无尽无休的索款割地,不仅没有激起他们救亡图治之心,却反而使之变本加厉、花样翻新地加速了腐败进程。被迫打开国门后,他们的角色选择也发生了变化,新的秩序调整,使他们一身而二任,在中国人民面前是主子,在外国列强面前则是奴才……可是结果呢,却只能自我暴露得也快,使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他们的嘴脸,‘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钡墓鄣?,这也是孔文虽然不赞同“谴责小说”的概念,却又认为“从其出现的原因来说,鲁迅的分析言简意赅,是很道理的”的原因所在。

  

   由于不能摆脱史家旧说的拘缚,又要肯定晚清小说的“价值呈现”,于是只好把晚清小说生成和繁荣的动力,完全落在了作家的“责任心”上。但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有“责任心”的慷慨悲壮之士层出不穷,但在小说创作领域里,长时间内却闻不到一点新鲜的气息。据《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的著录,从道光二十年(1840)至光绪二十六年(1900)的六十年间,一共出版小说133部,平均每年2.2部,再从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看,依然是传统型的人情小说《儿女英雄传》、《绣球缘》,神怪小说《升仙传》、《鬼神传》,历史小说《群英杰》、《铁冠图》,公案小说《小五义》、《彭公案》之类,和古代的小说,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惟此之故,有的文学史家甚至把这一时期的小说说成是“趋向衰落以至倒退的状态”。而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宣统三年(1911)的十一年中,产生了通俗白话小说529部,平均每年48部,可以说,真正具备“近代精神”的小说,都是在1901年以后问世的,鲁迅说“光绪庚子(1900年)后,谴责小说之出版特盛”,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庚子国变的直接结果,并不是像鲁迅所说,是熄灭了“有识者”心头使中国臻于富强的希望,相反,它恰恰预示着新的改革时期的来临。小说作家“责任心”的增大,完全可以从其所处的历史背景中找到答案。

  

   “清朝在它的最后的十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保ā督G胖泄砬迨贰废戮?,第566页)这种“生气”,主要表现在其所主持的包括废除科举、创办学堂、奖励留学、扩展新军、兴建铁路、发展实业、改革法制以及推行地方自治和立宪政治等涉及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教育、军事、法律等广阔领域的社会改革运动,从而使中国的政治生活与社会风俗发生了朝着现代化的方向挺进的重大变化。由于改革出于最高统治者的倡导,维新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热情宣传爱国救亡,鼓吹开明智、兴民权,呼吁发展教育,振兴实业,传播科学知识,反对迷信,抨击三从四德,提倡妇女解放,介绍西学,批评时政:从而形成了席卷全国的改革维新的时代潮流。

  

   晚清四大小说家,对于这场改革持什么态度呢?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先来看李伯元的态度。他在《文明小史》针对“老大帝国,未必转老还童”与“幼稚时代,不难由少而壮”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借“太阳要出,大雨要下”为喻,说出了自己的判断:“你看这几年,新政新学,早已闹得沸反盈天,也有办得好的,也有办不好的;也有学得成的,也有学不成的。现在无论他好不好,到底先有人肯办;无论他成不成,到底先有人肯学。加以人心鼓舞,上下奋兴,这个风潮,不同那太阳要出,大雨要下的风潮一样么?所以这一干人,且不管他是成是败,是废是兴,是公是私,是真是假,将来总要算是文明世界上一个功臣,所以在下特特做这一部书,将他们表扬一番,庶不负他们这一片苦心孤诣也?!倍杂谖拿鹘魇浦豢赡孀?,富有辩证精神的李伯元,是满怀信心的。

  

   吴趼人“生新旧蜕嬗之世,恫夫国势积弱,民力浸衰,赞翊更革,数见于所为文辞,惟于方寸取舍,分际綦严,亡时流盲从之患”(《我佛山人传》,《资料》11页),所以当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丁未发布改革上谕以后,吴趼人和大多数志士仁人一样,是不能不怦然心动的?!段怩氯丝蕖分兴担骸案尤俗髀?,外兵逼都,两宫西幸,知守旧之不足以自存,乃诏廷臣议程新政,立政务处,改外交部,变科举,开学堂,次第举行,与戊戌新政相仿佛。而拟诏旨者多作眷气语,承旨者多作瞻顾语?;蛭视谖怩氯嗽唬骸舜涡抡胛煨绾稳??’吴趼人曰:‘草茅下士,焉足以知朝廷!’又问曰:‘得无与同治之设同文馆相类乎?’吴趼人哭?!蔽怩氯硕杂谟苫突蜕馅退啡狭说母母?,怀着一则以喜、一则以忧的复杂心理。他看出,这次改革与他所寄予厚望的戊戌变法是相仿佛的,上谕中“法积则敝,法敝则更,惟归于强国利民而已”、“取外国之长,乃可去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与他所主张的“法无古今,弊生则宜改;法无中西,善在则可师”(《趼呓外编·说法》)精神也完全相通,他对此表示欣喜,是很自然的。但是,历史的教训,现实的状况,又使他不像几年前那样天真与乐观。他看到,改革的倡议者和推行者,都不免瞻顾迟疑,因而很可能如同治间之设同文馆那样半途而废;《汉口日报》的经验,又使他看到像梁鼎芬那样“守数千年词藻考据之学,耳食一二西学皮毛”(《已亡〈汉口日报〉之主笔吴沃尧致武昌知府梁鼎芬书》),行为卑污、表里不一的人物来主持新政,因而又充满忧虑。

  

   曾朴在他所写的“以名妓赛金花为主人,纬以近三十年新旧社会之历史”的历史小说《孽?;ā分?,将他所处的现实时代称为“革新时代”,反映了曾朴对于晚清改革的态度?!赌鹾;ā返谝换匦ㄗ?,写爱自由者来到上海,“看看人来人往,无非是那班肥头胖耳的洋行买办,偷天换日的新政委员,短发西装的假革命党,胡说乱语的新闻社员”,在这番带有贬义的叙写中,正透出了“革新时代”负面的社会特征。曾朴不满于“偷天换日”的新政委员和短发西装的假革命党,正说明他对于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的期待和响应。

  

   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902年1月7日),因庚子之变避至西安的慈禧太后、光绪皇帝还京,刘鹗参加了“迎銮”的行列,并作《迎銮一首》,诗云:“也随乡老去迎銮,千里花袍一壮观。风雪不侵清世界,臣民重睹汉衣冠。玉珂璀错金轮过,步障东西御道宽。瞻仰圣天龙凤表,吾君无恙万民欢?!保ā蹲柿稀?8页)两宫还京以后,即于十二月初接连发出了几道颇合刘鹗心意的上谕,其中之一是:“现值时局大定,亟应整顿路矿,以开利源。着仍派王文韶充督办路矿大臣,……务各认真筹画,实事求是,以保利权?!保ā豆庑鞒肌?798-4799页)这一方针,与刘鹗的一贯主张是极其吻合的。当年,他的筑路之议受到同乡京官的攻击,甚至被开除乡籍;而开矿主张,更被人目为“汉奸”,天下非之。现在,兴办路矿已为朝廷定为新政的大计,刘鹗怎能不寄予热望呢?所以他在光绪二十八年元旦(1902年2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朝廷变法维新,元旦暖而有风,春气行天下之象也?!保ā度梢占恰?,《资料》143页)刘鹗对于形势的乐观心绪,说明他与“国政”之间,并不存在根本上的紧张关系。

  

   再看作家与“细民”的关系。从梁启超鼓吹“小说界革命”开始,“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的口号,得到了众多小说家的响应。正如孔文所说:“新小说理论的宣传、白话的提倡,也是新小说繁荣发展的重要原因所在,而且恰恰是因为他们,才使新小说有了更新的价值内涵和语言形式?!庇性鹑涡牡耐砬逍∷导?,莫不自觉地把启蒙看作是自己的首要职责。李伯元编印《绣像小说》的宗旨,是“醒齐民之耳目”、“开化夫下愚”,与“新民”、“教育国民”,是同一个意思。它所刊载的作品,着重于“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和“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后一方面,写国家之危险,是为了反衬改革的紧迫性,命意比较显豁;前一方面,对人群(包括政府与民间)之积弊而下砭,其实也是改革事业题中应有之义。改革所要克服的,正是这种种“积弊”;而诸如此类的“积弊”本身,又恰恰是改革的障碍和阻力。这一点,与新小说的发起者是完全一致的。

  

   早在康有为期望依靠皇帝的一纸诏书在短期内实现改革的时候,吴趼人就已经看到了“开民智”的重要性,说:“欲保民者,其先开民智乎?”(《趼呓外编·保民》)他敏锐地看到,除了官僚的腐败与颟顸,广大民众的不觉悟,也是改革的巨大障碍?!段怩氯丝蕖分辛芯倭恕疤煜率掠屑膳?,有极可哀者,更有怒之无可容其怒、哀之又不仅止于哀者,则惟哭之而已”的各种表现,不少都与民众的不觉悟的有关?!段怩氯丝蕖纷詈笮吹溃?

  

   欲强国者必当开民智。万民之中,愚蠢拙笨如吴趼人者,复何足道;然求愚蠢笨拙如吴趼人者,尚没有几个。吴趼人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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