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近代中国的共和困局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13 次 更新时间:2018-04-26 12: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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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国强  

   【编者按】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杨国强教授历时数年撰成长篇论文《清末新政与共和困局》。因篇幅较长,该文第一、第二两部分以《清末新政与共和困局:民初中国的两头不到岸》为题,分别发表于《学术月刊》2018年第一、二期(计7万多字);第三、第四两部分,以《民初政治的挫窒和中国人的反思:约法、议会、政党的因名而起与以实而败》为题,发表于《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计8万余字)。为便于普通读者阅读,作者对论文进行大规模压缩,改写出一个节略本,授权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刊布。

  

一、共和与一个分裂的中国


   武昌起义之后,被称作“风云泱动,天下昭苏”的辛亥革命,是在各省继起,一个一个向朝廷“独立”的过程中实现的。与二千多年来天命转移和天命所归的鼎革相比,这是一种土崩瓦解。而溯其由来,则其间的主体正是历经起伏,在清末最后十年的大幅度更张中养成的。

   19世纪中期的漫长内战所造成的社会变动,使此前两百年间久伏的绅权因筹饷募兵而被官府扶起于地方社会,随后的数十年里,作为社会群体的绅士日积日深地卷入了中西交冲之下的社会变迁,同时是久伏而后起的绅权在这个过程里一路膨胀,内涵层层翻新,外延节节扩张。与官府所代表的国家权力相比,绅权出自地方并立足于地方,因此晚清的绅权虽是由官府在乱世板荡中扶起来,并与国家权力合作于乱世板荡之中,但其所代表的地方本位和地方利益,则又决定了绅权的取向不会全然等同于国家权力。因此,数十年翻新和扩张的过程里,便常?;峒焦儆肷鹬涞尿●统逋?,与之相伴的,则是地方意识在积累中的盛涨。迨清末为筹备立宪而设谘议局,朝廷所期望的是以之“裒集一省之舆论”,成为“地方自治与中央集权之枢纽”,然而对数十年翻新扩张之后的绅权来说,却是由此而汇聚于谘议局,已使原本分处于“各属”的在籍绅士在观念上由个体而连成了集体,并使每一个省都有了自己合法的绅界领袖。两者都会促成绅士依省份为标识的互相认同和以省会为中心的共趋归拢。之后是累积的地方意识很容易演化为分省而立的地方主义,并在朝野共议立宪的时潮中借取“东西洋学理”,获得了一种代表民意和表达民意的外观,用之以放手“日与疆吏为难”。

   与此同时发生的另一个过程,是朝廷筹备立宪而尤着意于效法日本“军队统帅之权,全握于天皇一人之手”,以期改变“咸、同军兴”以来“兵权委之督抚”,而致五十年之久的重心下移。随后是“自练兵处创办,以迄军谘府之成立,乃日日与地方争军权,名则挟‘国家军队’四字为标帜,而隐则挟亲贵以逐其渊膝之私。各督抚益骄蹇不之从,故虽日日以中央集权相号召,实则系统已乱,除绝对私人军队而外,其余皆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也”。这种变化说明:当咸同年间因军兴而“兵权委之督抚”之日,军队虽脱出了朝廷的指挥,却始终在疆吏的统辖和管束之中,因此兵事虽上不在天,而下犹在地。但时至光宣之际,朝廷以编练新军为名目而着力截断督抚与兵事之间的连系,然而高高在上的练兵处和军谘府虽已打乱了旧日的“系统”,却并没有重造出一种层层节制以层层部勒的新系统。因此被置于“下不在田”的新军,实际上又成了“上不在天”的东西。于是一方面,由此形成的上下悬隔化为前所未有的自由空间,使革命风潮能够鼓荡而入,促成军队与朝廷的疏离;另一方面,饷需取自地方和兵员出自地方,使这种新造的军队只能分省而立和以省划界,并在脱出了督抚的管制之后,又各自归入于正在蓬蓬然而起的地方主义。

   绅界和军界都在十年新政中变得今时不同往日。而以湖北的汤化龙和湖南的谭延闿各领谘议局助成兵变,并各成其间之要角而举足轻重为其时之典型,则俱见军绅合流以造就省自独立之际,实际支撑了革命大义的,正是茁长于此前十年之中的地方主义。因此,这种一时合流又说明了革命与地方主义在辛亥年间的中国已难分难辨。

   武昌起义之后不满百日而成立中华民国,与之相应的,是共和成为那个时候的强音。然而就其各自的怀抱而论,则革命党论共和与立宪党论共和取义不同,北方论共和与南方论共和取义不同。以二千多年帝制历史之长久侵染为背景,来观照这种取义不同和各有怀抱,正说明共和虽在极短的时间里成为强音,而对于多数身在其中的中国人来说,共和的旨义犹是一种空泛和朦胧的东西。章太炎说:“武昌立政府后,黎元洪为首,同盟会则以孙文为首,国之元首有相争之局,故行共和制以均衡权力,乃举孙大总统,黎副之。此因不得不然之势,而事前筹备实未尝周密也?!庇敫饔屑耐械墓埠吐鬯迪啾?,“不得不然之势”是一种更真实、更直接、更具体而更能影响当时的导向。而与“元首有相争之局”相比,已经独立的各省之共奉共和,更切己的一面还在于,省自独立已经形成了各省之间互相颉颃的对等和平等,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不得不然”的含义尤以各省同造的共和,仍然能保持和维系这种随独立而来的对等和平等,并因对等和平等而得以延续其各为自立,及其以地方为本位的相互对等。这个过程使清末盛涨的地方主义沿“不得不然”的时势进入了共和,又因进入了共和而获得了一种合法性。此后的因果相连,遂不能不使民国政治自始即以“中央当纲维解驰之余,威信不能行于各省,各省以政教自专之故,号令不复秉于中央”的无从统一为起点,以此省与彼省之间“情如胡越”和“势同割据”的无从绾连为常态。

   无从统一和无从绾连都说明,清末的中国革命实现于地方对朝廷的独立之中,而由此带来的深刻矛盾,则是前一段历史里脱出了旧朝的地方独立,在后一段历史里已成为共和之下的地方分裂。时人直观世相,说是“各省自举都督,又复互争都督,又复争军政分府,其下群吏互争,其属府县又互争,甚或一省而有数督,一县而有数长,又下之地方乡长之自举而内争,骄将拥兵而颉颃,豪滑乘时而盘踞”。这是一种层层纹裂。

   辛壬之间的省自独立是由武力作表达的,由此启端,则“革命事业出诸军人之手,故大权悉揽焉,即向无一兵者,亦为尝鼎焉,以为权者力之所表现焉”。因此,随独立之演化而成分裂,与之一路相伴而来的世变,便最先见之于武力的廓然大张。这种廓然大张起于光复之日的“民军纷起”和“仓卒成军”,由此造成的声势曾震荡一时。但“纷起”和“仓卒”又决定了其中的大部分既因革命之起散漫而来,又会因革命之落散漫而去。然而由后来的历史作观照,这种聚兵以革命的过程,实际上已为多兵时代开启了一种先声。在继之而起的天下分裂和世路动荡里,聚兵以革命变为拥兵以自立,遂为中国召来了一个真正多兵的时代。十多年之间,南与北相争贯串始终,而各以纵横椑阖成其分化组合,所以同时又有北与北相争和南与南相争。其因果相寻,由此形成的拥兵而相争又会直接促成因相争而扩兵。在这种循环里,前一场战争催生了更多的兵,而更多的兵又在为下一场战争催生。于是多兵之世又成了多战之世。时人以五十年为期,比较晚清与民国说:“内乱则以等级数而进步焉。最初三十年一次,自回乱迄庚子是也。其次则十年一次,自庚子迄辛亥是也。其次则三年一次,自辛丑迄癸丑、自癸丑迄帝制是也。再其次则一年一度至二年一度矣,有若复辟、有若护法、有若川滇、有若闽粤、有若直皖、有若湘鄂。昔也有乱而后有兵,今也有兵而后有乱”。

   这种拥兵相争多见于据有此方的武力与据有彼方的武力相互厮杀。但以武力维持的地方割据不仅有横向的关系,而且有纵向的关系。而由后一面所产生的以割据的地方对中央政府,其驾轻就熟的路径,是沿用辛亥年间地方以独立脱离朝廷的先例为成例。其间宁赣之役用此以为名义,护国之役用此以为名义,护法之役也用此以为名义,这些“据地称兵”的事因政见而起,因国体而起,因法统而起,则独立的一方虽以武力作表达,而皆能自信所争者为天下之大是大非。但在更多地方对抗中央的翻脸相向里,用武力宣示独立的一方并没有这些言之成理的大义。其间的典型,是1917年因府院之争而导致总统罢免总理,又因总统罢免总理而导致“安徽督军倪嗣冲宣告独立”,并得奉天、陕西、河南、浙江、山东、黑龙江、直隶、福建、绥远、山西等等起而响应的群相咆哮。在此之后,又有直鲁豫巡阅副使吴佩孚声讨国务总理梁士诒,使后者刚刚就任一个月已不得不踉跄而去的地方用通电直接倒阁。当这种借武力造就的以下克上成为常态之后,遂演为徐世昌由武人拥立为总统,又被武人推倒;黎元洪由武人拥立为总统,又被武人推倒;曹锟由武人拥立为总统,又被武人推倒的前后相接。章太炎说:“鸟尽弓藏之戒,昔则将帅对于主上之语,今则主上对于将帅之言?!倍蓖晌淙擞盗⑽凑亩戊魅鹩直晃淙送频怪?,中国便以同时存在五个政府显示了实际上的无政府。身历其境者概而论之说:当日的中国,“除广东国民政府,自有其新生命外,计在北洋军人支配下者,有四个政府:北京颜政府,江苏孙政府,武汉吴政府,湖南赵政府(自称为宪法上之自治)。溯自民元开国以来,中国政局之支离破碎,未有甚于此时者也。盖不待北伐军起,北洋军人政府,已自行瓦解矣”。

   他所刻画的正是十多年之间,居有共和之名的中国身在四分五裂之中而无从共和的事实。

  

二、共和与一个社会解体的中国


   在清末新政里,与筹备立宪派生出谘议局同时发生的,还有朝廷因筹备立宪而改官制,因改官制而“添设各部”,这个过程以前所未有的烈度自上而下地搅动官场,大幅度地促成了二千多年来政治主体在构成上的变化。当时的奏议言之不平地说:“自新政改官制添设各部,各该堂官误会破格用人之义,流品之杂,名器之滥,亘古未有。夫资格可破,品格不可破,一二人可破格,非尽人可破格也。乃市侩胥吏,弹冠相庆,皮毛新学,一岁三迁。吏部定一酌一叙之章程,新衙门多以为不便于己而不行,遂令以运动为美名,以捷足为得计,廉耻道丧之人举,有不酿为风气以害国家者乎?”这是一种对于常理和常轨的倒置颠翻。此前二千多年的中国,“君不能独治,故为之公卿大夫焉,设之等衰为之维系,为治人之事”,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理想以养成和规范士之为士的个体人格。由此构成的政治主体虽非尽人皆贤,却曾在漫长的岁月里穿过一个一个王朝的盛衰兴灭,以其自身的同一和稳定,为传统中国维持了一种大体上同一和稳定的政治结构。作为对比,则由改官制而别开门户,这些以“运动”和“捷足”为长技而成群结队进入官场,并且后来居上的“市侩胥吏”、“皮毛新学”,以及时论中历历而数的“工贾”、“髦士”、“纨绔”、“市井”和“游学生之干进者”、“法所已斥之人”等等,显然已是知识构成、价值取向、人物品类、立身意态与旧日的士类全然不同。由大变旧法而“举数百年之官制,凡关于司法、行政者,务尽扫除而更张之”,其直接的结果是构成了政治主体的人物翻然大变,而最终的结果是延续了千年的政治结构在“官府上下荡无所守,人心惶恐,纲纪日隳”中走向解体。

这是一种起于上层的震荡,而与社会上层因变官制而广被搅动对映而见的,是社会下层因地方自治而广被搅动。清代以州县官管地方,遂以州县官为亲民官。但冯桂芬说:“县令藐然七尺耳??匾欢倮镏?,驭千百万户之众,其能家至户到,而周知其循莠勤惰,饱饥甘苦哉?”因此,就管制和治理而言,以“藐然七尺”对“一二百里”和“千百万户”,则州县官所代表的,不仅是一个小政府,而且是一个弱政府。与之相为因果而形成与历史之中的,便是国家权力直接笼罩不到的地域空间和人口聚落里,民间各依习俗和礼俗相互交往,自处处人,一代一代地共生共存于熟识的传统和熟识的秩序之中,自成一种既在官家法度之下,又在官家指掌之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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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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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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