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少雄:康区的历史与可能性——基于阿来四部长篇小说的历史人类学分析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9 次 更新时间:2018-04-26 11:5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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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少雄  

   摘 要:本文以历史人类学的视角讨论了阿来的四部长篇小说《格萨尔王》、《瞻对》、《尘埃落定》及《空山》(系列)。文章认为,康区历史上的空间感发生过重要转型,即从古代的四方四国模式收缩为晚期帝国及近现代时期的汉藏二元模式,再到当代的一元模式。与此相伴随,康区的时间也经历了不断规训的过程,即从循环的宗教时间转变为中原王朝的政治时间,再到现代线性时间。在上述转型之外,这些作品也分别暗含了空间里的中介与时间上的超越等另类时空发展模式。这一过程及结果既是康区的经验事实,也是历史叙事的功效。阿来的情感体验和文学追求是自下而上的,而其史观却相反。本文也考察了阿来这样的少数民族精英在建构关于本族群的文学化历史叙事中的复杂性。

  

导言:小说中的历史建构

  

   在小说《格萨尔王》中,作家阿来(2015:24)这样描述格萨尔统治下的岭国与其周边世界的格局:“宝伞巨大的影子覆盖了一个远比岭的疆域还要广大许多的地区。东边到达与伽地交界的战亭山,西边直抵与大食分野的邦合山,南方到印度以北,北方到了霍尔国那些咸水湖泊的南岸”。在这里,比岭的疆域还要广大的地区指的是康区(也称康巴地区),伽地是中原帝国,大食指伊朗,霍尔则是蒙古(或回鹘)的世界。这段简单的描述,表明康区是在一个广阔的区域世界的视野中定位自身的位置的。到了《瞻对》和《尘埃落定》,康区(包括嘉绒在内)的周边世界已经收缩,土司所要处理的主要关系,不管是朝圣还是朝贡、贸易还是战争,已经只需面对东西汉藏两端。在《空山》(系列)中,康区的生活世界进一步发生改变,西藏影响下的佛法固然还在起作用,但是“这个新社会是比旧社会人们相信的神灵都还法力强大”(阿来,2005:105),表明当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运动及社会治理已经进入地方社会内部,并深刻地影响了社会生活。在《瞻对》中阿来曾感慨:“格萨尔王的时代,这片土地上的人眼界更高远,心胸更开阔”,后来则“对世界的识见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阿来,2014:292、121)。简言之,随着历史的进程,康巴人的空间感是在不断收缩的。

   与此同时,康区的历史性也随之发生变化。一是时间分类观念的转变,比如格萨尔王故事发生于家马和野马刚刚分开的后蒙昧时代,瞻对土司犯上作乱的时代是清季康乾盛世,而《空山》的时间标签是“新历一千九百五十六年”(阿来,2005:2),前者以事件为标记,中间是王朝时间,后者是现代线性时间。二是康区所依赖的社会记忆的机制与载体不同?!陡袢酢匪榔镜牟牧洗釉赐飞纤凳遣厍О倌昀纯诖纳窕笆肥兔窦浼且?,《瞻对》主要根据汉文历史文档,而《空山》(系列)则主要基于作家直接或间接的生活经验,三种不同的历史载体或文类,其承载的历史观念亦不相同。

   空间感及历史性之变迁的发生,究竟是一种历史事实或阿来经常声称的“历史的规定性”,还是一种后人的历史建构?进一步说,这些变迁对康区藏族的现状及未来又意味着什么?在《瞻对》出版以后,由该书延伸出来的一场对话,曾经引发民族理论和政策领域的一场重要论争,论争内容之一涉及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一体化与否,也即扩大或缩小民族差异的议题。某种意义上这场争论源于各方对少数民族的理解有异,而差异的焦点很大程度上正集中在对少数民族空间感和历史性的认识上,以及基于这种差异对少数民族和国家的未来所产生的不同的判断和预期。在这个意义上,讨论康区实际上就意味着讨论相当程度上具有普遍性的边疆历史经验和进程,也是在讨论边疆地区的未来命运。

   本文旨在通过对作家阿来的几部富有影响力的著作的交叉解读,从文本中分析西南边疆的历史经验和进程以及创作者的观念和心态。在这里我们面对的首要问题是:以历史人类学的视角,通过小说这一虚构文体来讨论康区的历史与可能性,其合法性何在?

   康区是汉藏之间的中间地带,康区研究对于揭示康区人群的历史主体性、汉藏历史关系及其未来相处模式具有独特的理论和现实意义(Gros, 2016; Giersch, 2016)。近年来关于康区的学术研究逐渐增多,丰富了藏学(或藏学人类学)研究,也加深了外部对藏区内部多样性的认识(杜永斌,2004;石硕,2006,2011;Gros, 2016),但社会科学界还没有充分意识到文学创作中康区板块的重要性,尤其是关于康区的小说对于我们理解这一区域的历史、政治和文化的独特品格所具有的意义。昆德拉(2014:205)说:“判断一个世纪的精神不能仅仅依据它的思想,它的理论概念,而不去考虑它的艺术,尤其是它的小说?!毙∷蛋牙繁旧碜魑恢指镜拇嬖诖忱蠢斫?,小说所能提供的复杂性超出历史记载本身,因而具有“根本性的人类学体验”和“极高的人类学意义”(昆德拉,2014:45、50)。人类学家黄应贵与昆德拉的想法相仿,他在“小说与人类学”课程的设计中指出,文学创作由于其本身固有的想象空间受到外在政治经济环境和民族志理论知识的直接限制较少,更能凸显出各地文化的独特性,因此,通过对各文化区代表性小说的阅读,不但可以理解各地的社会文化特色,而且可以突破藩篱,探索更普遍的共同人性。人类学界比较典范的实践包括:汉德勒和西格尔(Handler and Segal, 1999)以对简·奥斯汀小说的解读为中心来反观当代亲属关系人类学。他们把奥斯汀视为一个潜在的人类学者,认为她十七、十八世纪之交在欧洲的民族志式写作以及关注普通人公共生活方面的现实主义风格所展现出来的性、婚姻和家庭与美国当代的“新亲属关系”研究具有可比性,也即文学和社会科学可以相互阐释对方。冯珠娣(2009:6-7,18-25)在探讨中国后社会主义阶段的饮食与性的欲望时,也曾把对众多小说的阅读分析作为民族志研究最重要的手段,她认为当代中国作家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确保了这些文本可以成为极好的人类学素材来源。在这个意义上,阿来可以算是现实主义文学传统的一个典范。他认为自己的小说(即使神话小说)是为了让人了解一个真实且微妙的西藏——让读者“读懂西藏人的眼神”;他认为对自己的小说可以做历史向度的理解——“我的功夫做得很扎实”(陈晓明、阿来,2016:19)。阿来曾直言:“小说创作是基于内心的某一种需要,也是映照今天的现实或处境。正如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神话也是一种历史,当然也应该有当下的意义?!彼苍闯拢骸岸晕依此?,就今天西藏或者藏区的种种问题,我很难游离其外。也因为身在其中,所以不可能不湿脚地站在岸上。没有任何这种可能,逃都逃不掉。所以当我要写任何有关藏区的东西时,我确实是带着真正的痛感的?!闭庵执耪嬲耐锤械男醋?,可以最直观地反映阿来的现实主义精髓。

陕西11选5开奖结果查询85 www.gabnar.com    视小说文本为人类学素材这一观念部分来自于格尔兹与《写文化》的反向启发。前者指出,民族志也是小说,也是对事实的诠释(格尔兹,1999:17-18,27),后者关注民族志的文本性、修辞性、主观性等特征,认为民族志受到“文学的”理论和实践的深入影响,同样是一种虚构,但是这里的虚构只是表达了文化和历史真理的不完整性,而非意指虚假或作为真理的对立面(克利福德,2006:31-41)。在这个层面上,小说的意义与民族志几乎近似,即两者都缺乏“单义性”,可以开放给多义性的再解读。更具决定性意义的是王明珂的论述。他讨论了表征与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指出表征源自现实,反过来又强化并遮蔽现实。他指出文本研究与社会情境揭示之间的关系类同于表征与社会现实之关系。文本研究不同于文献研究,后者关心文献所陈述的内容是否客观真实,而文本研究则视文本为一种表征(或叙事,或社会记忆),旨在探讨文本背后的社会现实(也即社会情境)(王明珂,2015:83-105,170-171)??梢运?,解读小说文本实际上是在具体而微地反映各地区文化中所指涉的事实和心理层面的双重真相。关于心理层面,按照王德威(2017)对胡晓真的总结,在明清文学中的西南叙事里,“西南”作为方法,意义不仅在于史地实证研究,更攸关一种喻意系统和感觉结构的呈现。

   本文并非从文学批评的角度来阅读小说。这里所谓人类学的视角,简而言之,一是从被研究者(在这里指康巴人)的视角出发,二是整体性的观点,三是跨文化比较的观点,四是批判性的反思。这四者可以算是人类学观察文化与社会最基本也最独特的视角(黄应贵,2010:21-24)。再具体到历史人类学的解读,在这里主要指的是一种“以文化界定历史/事件”的理解框架,也即我们需要意识到,不同人群由于其文化特征不同,可能产生不同的时间分类(特别是关于“过去”)及社会记忆方式,从而产生不同的历史意识建构和历史再现模式(黄应贵,2006:11-36)。简而言之,这是一种在文献中做田野的方法,由此揭示隐藏在文本背后的历史情境和作者的历史想象(王明珂,2015:18-19)。

   上述四部长篇小说所呈现的时代背景跨越了中国古代、近代、现代和当代四个时期,构成了对康区历史的纵贯式、概观式描述。通过对这几个文本的历史人类学分析,一方面,本文试图阐释康区的表征与现实、历史与当下、实然与应然、问题与出路之间的纠缠和矛盾;另一方面,本文也把阿来视为一位参与到民族理论政策领域、具有相当重要性的本族精英代表,考察他如何建构关于本民族的文学化的历史叙事,建构过程中的复杂性,以及这一建构的历史后果。

  

空间感及其族群关系模式

  

   《格萨尔王》是一项名为“重述神话”的全球性出版项目的一部分,以作家视角来重写著名的藏族史诗《格萨尔》。阿来设置了并行的两条主线:一是格萨尔神子降生、赛马称王、雄狮归天的历程。与史诗相较而言,这已经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框架;另一是晋美的故事,他如何经历天启神授成为史诗说唱艺人,又如何在当代文化“非遗化”、商品化的时代遭遇困顿和挫折。对于一部超过百万行、数千万字的史诗而言,选择哪些内容来再创作一本30万字的小说,的确是个需要费心斟酌的问题。阿来“重述”的核心,除了设立了晋美这个人物来推动情节发展,从而成为一部充满叙事主体性的小说外,他对于格萨尔史诗故事的取舍本身更具有分析价值。

   格萨尔受天神指派下凡人间降妖伏魔来拯救藏民。随着史诗的发展,部本越来越多,格萨尔的战争之路也越走越远,除了四大魔国,又征服了许多更远的小邦国,甚至远及印度、伊朗、中原汉地等。而在阿来的写作中,他只着力描述了征服四大魔国的过程,对于其他地区,或一笔带过或干脆不提。但是,他也试图涉及与更大的外部世界如与波斯、汉地的交往关系,而非征服或战争。

虽然做了大量的精简,但是古代藏人观念中以四方“四天子”理论为基础的空间结构仍准确地还原了出来。比如,阿来(2015:117)不厌其烦地描述了从天上看到的岭国(外部视角):“岭噶随雪山的抬升雄峙在伽地、印度、波斯之间。伽地在日出的方向,波斯在日落的地方,印度在热气腾腾的南方”;康区也在和这三个国家的比较中获得自身的空间位置(内部视角)——“黑头藏民所居之地的确不是唯一的世界,天宇之下还有别的世界与国”——并在比较中获得在历史发展序列中的位置,“这些世界与国中的好几个,已经早早地跑到他们所居的世界前面去了”(阿来,2015:54),“这三个国家都有伟大的城池,城池之间的大道上人来车往。而在北方,是跟岭噶一样广阔的荒原”(阿来,2015:117)。周边国家从较小范围内的四分法(被征服的四大魔国鲁赞、霍尔、门、姜)演变为更广大区域里的三分法(大食、印度、中原),恰是因为北方的霍尔国已经被征服了,而且格萨尔所统领的岭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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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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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201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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