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涛:民国时期“中华国族”概念的运用、入宪讨论及典型阐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38 次 更新时间:2018-04-20 01:26:24

进入专题: 中华国族   芮逸夫   孙中山  

黄兴涛  

   内容提要:“中华国族”是同“中华民族”有着密切关联的复杂的政治新概念。它在清末民初新出现的“国族”概念的基础上生成,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和30年代初期开始被使用。1935年被纳入“五五宪草”。本文勾勒了“中华国族”一词的形成、概念的不同内涵、早期的使用情形,及其在国民党内高层间形成的思想分歧和入宪讨论的历史过程,并分析了其最终流播有限的结局及成因,也透视了以人类学家芮逸夫为代表的“中华国族”论在民国的典型思想形态。

  

   “中华国族”是一个同“中华民族”有着密切关联的近代新名词和新概念,并且是一个当今学术界特别是台湾学术界似乎使用得越来越多的政治词语和概念??疾焖诿窆逼诘挠衫?、内涵及使用情形,相信不仅可供今人合理使用这一概念时参考,且对于人们了解和认知民国时代及其有关历史问题尤其是民族思想与中华民族认同问题也是不无裨益的。


一 从清末“国族”概念的出现到孙中山“国族”说的形成

  

   要探究“中华国族”一词和概念的由来,不得不首先考察“国族”一词及其概念在中国的早期历史。

   现代“国族”与“民族”概念相互缠绕,它一出现就与现代“国民”概念不可分离,且与中国国内各民族人民一体化的族群整体意识之兴起联系在一起。笔者曾经研究指出,在清末立宪运动的浪潮中,体现中国各民族一体化整体观念的“国族”一词,已经出现。如1911年7月15日,《申报》主笔希夷在《本馆新屋落成几纪言》一文里,就与“国民”和“民族”两词并列,多次使用了“国族”这一概念。文中非常自觉地称全中国人民为“一族人”,称报馆同人“聚全国同族于一纸之中”,与之共同喜怒哀乐已然40年,并立志今后还要继续“与国族永聚于斯”、“相提相挈而同升于立宪舞台之上”,以“自植其立宪国民之资格……勉为高尚清洁之民族,而养成神圣尊严之社会”。①其中,近代西方“民族国家”(nation-state)和“(国民)民族”(nation)的思想影响,于此可见一斑。从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像《申报》这类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的现代媒体在近代中国的出现和运作本身,实具有并发挥过多方面有益于打破狭隘区域局限、实现中国各民族一体化的政治文化功能,而不仅仅是传播这种大民族一体化观念的工具而已。②

   今人如欲把握“国族”概念使用的早期内涵,感知辛亥革命前夕清末国人的民族一体化整体意识的勃发,及其与立宪运动的开展和现代媒体启蒙者之间的历史关联,不妨细细品读一下《申报》主笔希夷包括上述内容在内的那段相对完整的“纪言”。

   我本馆同人之歌哭与聚国族而日夕相见者已四十年矣?!虮ㄖ轿舷轮跤?。政府歌则我报纸亦歌,国民哭则我报纸亦哭。聚全国同族于一纸之中,族人之悲欢忧乐即我报纸之悲欢忧乐也。此后报纸之或歌或哭,无一非我族人笑啼之真相。然则我报纸与族人关系之密切,不啻形影之不相离。虽至数千年而后,我报纸当永永与族人同聚于一室而歌哭相闻者也?!?

   虽然,今日之中国一族人,哭多歌少之日也。国势孱弱至此,则我族人哭;外患侵凌,则我族人哭;内乱迭兴,则我族人哭;水旱盗贼之相乘,商民财力之交瘁,则我族人哭;而在上者犹假立完之名,以隐行其专制之实,凡国民应享之权利,无不出其敏捷强硬之手段以攫之而去,则我族人欲哭无泪矣。然而此非我族人坐以待毙之日,乃我族人卧薪尝胆时也。宣统五年之立宪,转瞬即届,政府虽未必实心举办,而我族人无不可乘此时机以自植其立宪国民之资格。学则兴教育,商则讲贸迁,工则重制造,绅则办地方公益。凡一切平民,皆当务专其业,勉为高尚清洁之民族,而养成神圣尊严之社会。我同人虽不敏,亦当勉任提倡指导之天职,鼓吹宣扬之义务,以与我族人相提相挈而同升于立宪舞台之上。于斯时也,我族人其破涕为欢,而始有相与歌哭之日乎?此则我同人愿与国民共勉之微意也?!?

   他日者,国家之命运由困而享,神圣之国民由弱而强,则庶几我报纸与国族永聚于斯,闻歌声而不闻哭声,是即我同胞无量之幸福也。同人敢以此为他日之左券。③

   上述引文中的“中国一族人”,既是现代国民全体“陶铸”而成之“国族”,同时亦称“民族”,或确切地应称之为有别于族裔或种群民族的“国民或国家民族”。它显然是就参与立宪国家建设的汉、满、蒙、回、藏等各族“同胞”的整体而言。申报馆此种各民族一体化的强烈“国族”自觉及其责任意识,无疑得益于立宪运动的国民启蒙事业,不免令今人感慨万端。当是时,离清廷预定的立宪期限只剩下两年,离辛亥革命爆发之日,也已经不到三个月。

   《申报》对“国族”一词的现代使用,同时也是对传统“国族”的词语含义加以转化的结果?!独窦恰ぬ垂隆防镉小案栌谒?、哭于斯、聚国族于斯”之句,孔颖达疏曰:“‘聚国族于斯者’,又言此室可以燕聚国宾及会宗族也?!币簿褪撬?,《礼记》里的“国族”实际上是“国宾及宗族”的合称而已,这与该词的现代含义明显有别。类似含义的“国族”,明人夏完淳著名的《大哀赋》中也有使用:“式亏国族,深轸宸情,祭通族于太牢束帛,戍王人于扬水流薪?!辈还?,初步实现这种现代转换的“国族”一词化用的例子,恐怕并不始自《申报》,以笔者之见,早在1838年,德国传教士郭士立在《古今万国纲鉴录》一书里即有使用。其关于“英吉利国史”的部分写道:“圣书曰:此后我看大群人不胜数,由诸国族民类而来,立于神座神羔之前……”④如果说郭士立对“国族”一词的转译使用还少为人知,那么1903年,邹容《革命军》一书中的有关使用则流传甚广,且明显系由《礼记》中“国族”一词转化而来。请看《革命军》第四章:

   吾正告我同胞曰:昔之禹贡九州,今日之十八行省,是非我皇汉民族嫡亲同胞生于斯、长于斯、聚国族于斯之地乎?⑤

   这里,邹容对《礼记》里那段文字的借用,其中的“国族”一词已是与“家族”、“乡族”、“部族”相对而言的更大的族体单位。对此,《革命军》中另一处使用“国族”的文字可以为证:

   夫人之爱其种也,其内必有所结,然后外有所排。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世界人种之公理,抑亦人种产历史之大原因也。⑥

   很有意思的是,邹容《革命军》中使用“国族”的第二处,实际上由前一年即1902年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新史学》一文中“历史与人种之关系”一节有关文字直接“加工”而成。也就是说,梁启超化用传统“国族”一词较邹容还要早一年。在《新史学》一文中,梁氏写道:“历史生于人群,而人之所以能群,必其于内焉有所结,于外焉有所排,是即种界之所由起也。故始焉自结其家族以排他家族,继焉自结其乡族以排他乡族,继焉自结其部族以排他部族,终焉自结其国族以排他国族。此其数千年世界历史经过之阶级,而今日则国族相结相排之时代也?!雹哂纱艘部杉?,当时的改良派与革命派之间在思想上相互影响之一斑。众所周知,梁启超的《新史学》以揭示“人群进化”规律、塑造“新国民”为目标,它强调“史也者,非纪一人一姓之事也,将以述一民族之运动、变迁、进化、堕落,而明其原因结果也”。⑧可知梁氏对“国族”的理解,具有某种将族类、人种意识与国民的政治含义结合在一起,或者说把“民族”建立在“国民”基础之上的内涵,这与现代“nation”的意思已经相当接近。

   据研究,在清末,明确以“国族”来对译“nation”或“nationality”的情形也已经出现了。张君劢乃是一个自觉的先行者。这位崇拜梁启超、经常阅看《新民丛报》的青年人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的第一年,编译了《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一文,发表在1906年的《新民丛报》上。在此文中,他就借助西方宪政民主思想家约翰·密尔(又译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学说,来阐释对“国族”的理解。

   国族者何物耶?凡人类之一部,相互间以共同之感情而同受制于自主的政府之下者也?!部梢猿晌还逭?,其根本不一,而其要不出四者:同人种,同血统,同言语,同宗教。虽然,有其最要者,则政治上之沿革,即共戴一国民的历史,同其怀旧之思、同其荣辱之感、同其苦乐之情,而以往之盛衰起伏无不同之是也。虽然,凡此数者不必事事皆居必要,亦有即具之而无补于事者。有人种异、言语异、宗教异,而不害为一国族者,瑞士是也;有宗教同、言语同、历史同,而不克成为一国族者,西雪里岛之于拿坡黎是也。⑨

   张君劢此文编译自约翰·密尔的名著《代议制政府》,此文是他初登思想舞台的首篇文字。张氏显然很好地理解了密尔关于现代“nation”建立在公民或国民政治身份(citizenship)之上并享有“同国族之感情”的那种现代含义。因此文中强调:“凡苟有国族之感情者,应结合其人民以立于同一政府之下,然必云自主的者,则以专制之国,固有合数民族而为一国者,然出于君主之钳制,故不得谓为同一国族,且一旦统一者亡,则其民必随而分崩。惟其自主,乃得谓为真同化也?!蓖鼻康鳎骸肮宥?,原文名曰nationality,其意可以成为一国之族也。故译曰国[族],而不译民[族]?!雹馐导噬?,正是这种力图“化臣民为国民”以造“中国之新民”的宪政追求,使得清末的立宪派如梁启超等反对革命党人开展“排满”那种族裔(或种群)民族主义运动,而倡导一种国民(或国家)民族主义。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宪政思想家严复才批评族裔性“民族主义”,视其为“宗法社会”之产物,认为其不适应所谓“军国社会”即近代国家的需要。与此相应,严复也把现代英文词“nation”译为“同种国民”或者“国民之国家”。(11)杨度其实深受严复在《社会通诠》中所传达的此种思想的影响。故在阐述其“中华民族”观念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他就认定:“今日之中国已由宗法社会进化入于军国社会,然尚未为发达之军国社会,但去此些须之家族制度斯发达矣。变词言之,则今日中国之主义已由民族主义进化入于国家主义,然尚为未发达之国家主义,但去此些须之家族思想斯发达矣?!彼纱伺缆苏迳仙腥狈Α坝牒喝送又泄恋?、同为中国之人民,即同有中国之国家”这样的“国民国家”观念,(12)可见其与梁启超批评革命党人的思路大体一致。若了然于此,则一些学人长期纠结不清的所谓清末严复与近代民族主义的关系问题,亦可厘清——他反对族裔或种群民族主义,而认同国民或国家民族主义,也即国族主义。

   在《穆勒约翰议院政治论》一文中,张君劢还传译了密尔关于“民族同化”的思想,并对满、汉两个民族的“同化”前景抱有期待。这与梁启超的有关思想也有相通之处。张氏此文刊登于《新民丛报》之后,梁启超的赏识,次年即与梁启超一道发起成立政闻社,加入立宪派阵营,开始了其一生追随梁启超、探索中国宪政道路的历程。(13)

   不过,若具体到当时“国族”一词的运用语境来看,则邹容《革命军》中所使用的“国族”显然是就汉族建国而言,并非《申报》所指的超越汉族的中国各民族一体化的称谓,这与立宪派对“国族”概念的运用有所不同。实际上,作为中国各民族一体化代称的“国族”概念之使用,在清末时总体来说还极为少见。其较多使用,是在孙中山《民族主义》演讲中正式使用“国族”一词之后。

1924年1月27日,孙中山在其《民族主义》演讲的第一讲中,一开始就将“国族”与“家族”、“宗族”概念相联系,引人注目地提出了“国族”概念。他说:“民族主义就是国族主义。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所以中国只有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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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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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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