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玛珑:专访滨下武志教授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174 次 更新时间:2018-04-18 19:27:37

朱玛珑  

   访谈人:朱玛珑教授(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撰写人:袁经纬(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博士生)

  

   滨下武志教授,日本知名汉学家,中国经济史专家。曾在一桥大学经济学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龙谷大学、静冈县立大学等校任教,先后前往香港大学亚洲研究所、康乃尔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台湾大学、成功大学等校访问、客座。2006年福冈亚洲文化奖得主,2017年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历史院士。代表著作有《中国近代経済史硏究:淸末海关财政と开港场市场圈》、《近代中国の国际的契机:朝贡贸易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朝贡システムと近代アジア》、《华侨华人と中华网:移民交易送金ネットワークの构造と展开》等。

  

   我的求学生涯

  

   藉由这次访谈机会,让我回顾自身的一段历史。在学术生涯的不同阶段,我不一定遵循固定的治学方式,或在研究动机上有强烈的因果关系,反而有各种不同的尝试,到现在亦是如此。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关心社会议题,1960年美国和日本签订安保条约,使我重新思考战争对日本和整个亚洲所造成的影响。藉由观察各国历史探索自己的认同,为了理解近代日本的发展,我试着了解亚洲不同区域的历史,例如战后美军占领冲绳(琉球)以致其形成和日本国内不同的历史脉络;其他像是朝鲜、中国的历史,并进一步比较世界各国的发展与互动,例如美日关系和中苏关系等。美日安保条约稳定了国内的政经局势,1965年日本和韩国签订基本条约,此后两国外交关系正?;?。从日韩两国长期的历史来看,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上大学后,我念的教养部门没有专业的课程规划,有比较充裕的时间阅读自己有兴趣的书籍,并持续关切中国和东亚的历史问题,选择中文作为第二外语。我涉猎不同学科的知识,但最初目的不是为了做研究,其间一同学习中文的同学们都很关心社会议题,我也参与了学生运动。过了几年,我选择进入研究生院继续学习,随着年岁渐长,自认不适合外面的工作。这个时候针对改革大学体制,东京大学发起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我虽然没有参加,但也间接受到影响,特别是师生关系的变化。我的指导教授是田中正俊教授,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史,二战期间曾响应学徒出阵前往菲律宾当兵。他在课堂上?;岱窒碜约旱恼秸?,学生们受到很大的冲击。

  

   战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是以中国近代化的过程为切点,将传统中国划分为落后╱发达二元对立的发展模式。我重新思考这样的研究方法是否恰当,因此开始阅读农业和手工业发达省分的地方志,还有乡绅的数据。我的毕业论文研究棉布的历史,并讨论上?;髦季值矫奚闯У姆⒄构?。透过个案研究,我认为研究中国历史应该跳脱二元对立的分析框架,然而个案研究不足以支撑对中国或东亚历史的全面性理解。

  

   我在研究生的后半阶段参与东洋文库的研究计划。这段期间我几乎天天阅读GeorgeMorrison典藏(莫理循文库)为主的资料,藉此了解当时的英国和日本,甚至是中国共产党如何看待中国。我认为早期针对单一商品所做的研究,无法关照整体的经济面向,东洋文库所收藏的海关资料和英国议会报告,比地方志更能全面了解中国市场和社会。以此为基础,我的硕士论文研究汇丰银行的历史,一方面藉由探讨金融问题关照整体的经济情况,另一方面是因为同学们的研究课题集中在政治和社会运动,例如太平天国、小刀会、义和团等主题,我不想和别人一样,同时经济史也是田中教授的研究领域,因此最后决定投入经济史研究?;叵肫鹄?,最初踏入学术领域是因对政治运动的现实关怀,后来转而对经济、金融和社会之间的联结产生兴趣。

  

   我在博士生的阶段,美国费正清教授推动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很有影响力,如东京大学研究中国外交史的知名学者坂野正高教授便和费教授有来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前,美国的研究生会来到东京大学进行交流,同时透过东洋文库的介绍,到台湾师范大学学习中文。因此和我年纪相仿的美国学者,大部分在我求学阶段都有来往,这也是我熟悉战后美国学界中国史研究趋势的原因。1985年我初次来到台湾,参加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成立之初所举办的自强运动国际学术研讨会,从此开始接触台湾方面的相关研究。

  

   回顾我的学生时代,起初是对日本社会的观察,并受到东京大学诸位教授的影响,以及与美国朋友之间的讨论。其中最重要的是,透过研读东洋文库的数据,理解西方如何看待亚洲。往后我到世界各大学或学术机构访问,便抱持着和在东洋文库时期一样的心情,根据史学就是史料学的态度阅读当地典藏的资料。

  

   参与资料编辑、开发研究课题

  

   一桥大学的石川滋教授,是研究当代中国经济非常有名的学者,他是香港大学亚洲研究所景富朗教授(FrankH.H.King)的朋友。1970年代末,景富朗教授主持汇丰银行一百二十五周年银行史的编辑工作,他要求在主要的分行所在地选择研究人员到香港开会,讨论编辑事宜。参与编辑的研究人员主要来自欧洲和美洲分行,透过石川教授的介绍,我参加了编辑的工作。当时许多学者批评汇丰银行的资料不对外开放,我利用编辑的机会前往汇丰银行档案馆查阅资料,一直持续到1997年香港回归以前。我比较汇丰银行档案馆和东洋文库的相关资料,试图从这些大规模、零散的资料中整理出其中的内在脉络。

  

   1990年我开始参与编辑《琉球历代宝案》。在此之前,台湾大学曾编辑出版过历代宝案。相较于台湾大学编辑的版本,我们增补了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数据,陆续出版编辑成果,持续至今。有了上述大规模数据编辑的经验,后来我也参加横滨正金银行数据的编辑。正金银行是东京银行的前身,东京银行跟三菱银行合并以后,打算清除早年正金银行时期的旧数据,我认为这批珍贵的数据必须保存,其中包括部分亚洲分行的数据,后来都开放给研究者利用。另外我在东洋文化研究所所长任内,接到大藏省历史数据管理部门的通知,询问是否有兴趣接收战争期间日本海外公司的资料,我立刻同意了。现在这批数据保存在日本公文书馆筑波分馆,是一批难得能够保存下来的海外资料,但目前尚未受到研究者的充分利用。

  

   就我个人参与编辑数据集的经验,一方面企图从大规模的资料中观察历史发展,另一方面怀抱着保存历史资料的使命感。数据本身不一定有脉络可循,必须把它放回特定的时空环境,才能彰显其历史意义。例如书信集收录的信件内容,研究者必须回到书写时代的脉络才能够有效运用。如何将资料置于特定的历史脉络中理解,避免个人的主观看法,是历史研究者需面对的挑战。

  

   我在阅读汇丰银行的资料时,发想出和白银有关的研究课题。藉由分析鸦片战争前后的白银流通,探讨地方口岸和全球市场的联结,其中包含汇丰银行的白银买卖。透过白银理解中国、印度到东亚,乃至于整个亚洲历史的长期发展,进一步带出朝贡贸易的问题。透过历代宝案的记载,我归纳出东亚朝贡体系的运作模式,跳脱传统历史研究强调的时间变化,而是以空间内部的互动观察历史的发展。这种作法偏向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因此我曾经在日本国际政治学会上进行发表。

  

   我决定从朝贡问题理解东亚的历史,如何把日本的历史放入朝贡体系的范畴,是接下来所面对的课题。从明治维新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基本上大家认为日本抱持着脱亚入欧的想法。我认为虽然朝贡贸易形式上已走入历史,但就东亚内部的地理条件而言,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从朝贡体系衍伸出来的区域关系,经历了什么样的变化,值得进一步讨论。有些历史学者质疑朝贡并非一项政策,然而透过历代宝案的记载可以发现,朝贡国藉由朝贡行为来界定本国的对外关系,历史学者不应忽视这一点。另外,有研究者认为在朝贡体系之上存在着一种普世价值,我也同意,但应更加注意朝贡贸易体系之下的社会网络。

  

   从朝贡贸易体系看出背后的金融网络,并不是我原先默认的研究目标,甚至一开始我还刻意和金融研究保持距离。金融是相对抽象的研究主题,如果研究对象是个别的银行或是银行家,透过分析银行事务的运作、外汇市场的操作和银行家的日常生活等,可以有较深入的了解。金融史研究必须具备历史学科以外的知识背景,才能弄清楚金融和社会之间的连结。这就像是不断有人追问经济史究竟是研究历史的经济还是经济的历史,这样一个矛盾的课题。

  

   此外,我从汇丰银行的资料中,注意到「侨批」的问题。我发现华侨从东南亚汇款回国,新加坡和香港是重要的中介点,但当时还无法到中国看资料。近年来东洋文化研究所的学者,包括尾上兼英教授、田仲一成教授、佐伯有一教授等人,开始去东南亚做田野调查,举凡当地的民间信仰、音乐和乐器,以及地方性的仪式等问题。因为我想进一步研究侨批的问题,因此也参与该项计划,特别关注东南亚的华侨。侨批研究牵涉到移民问题,以及中国华南地区和东南亚之间的金融网络,我认为可以经由侨批研究扩大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范围。除了东南亚以外,世界各地只要有华侨的地方,都存在着由侨批所构成的金融网络,未来我甚至可能需要到南美洲或非洲查阅数据。

  

   世界各地的访学经历

  

   1980年代我经常去牛津大学图书馆,以及旁边的罗德楼图书馆(RhodesHouseLibrary)。塞西尔罗德斯(CecilJohnRhodes)是一位非洲殖民者,罗德楼图书馆是为了纪念他而兴建,我常去那里查阅香港总督的档案,另外也会去伦敦的SOAS(伦敦大学亚非学院)。1985年我初次造访美国,之后在1991年至1992年间到康乃尔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的硕笱挥阽采咽?Ithaca),离纽约州立大学宾汉顿分校(StateUniversityofNewYorkatBinghamton)不远,约一小时车程。我经常访问该校的布劳岱尔中心(BraudelCenter),和乔瓦尼阿里吉(GiovanniArrighi)、华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和马克塞尔登(MarkSelden)等学者进行交流,并参加他们博士生的论文答辩。这段期间我对世界体系理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感觉和朝贡贸易体系有许多互通之处。另外我也和来自土耳其的学者讨论中东问题。

  

   1990年代开始,美国方面以亚洲研究协会(AssociationforAsianStudies,AAS)为首的研究方向,着重回顾性质的讨论,对我而言缺乏学术上的刺激,于是我的足迹又回到了亚洲。韩国延世大学设有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studies)的硕士课程,课程规划包含本国史和日韩关系等主题。我前后在延世大学客座将近八年的时间,对我理解韩国的历史有一定的帮助。

  

我在改革开放以前和几位中国学者有来往。厦门大学的傅衣凌教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本文责编:邢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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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明清研究通讯》第6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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