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难忘的大学生时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567 次 更新时间:2018-04-07 08:2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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厉以宁 (进入专栏)  

  

   我于1951年暑假在湖南长沙参加高考,被北京大学录取后于1951年8月底由长沙来北京,成为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学生。从1951年到2012年,已经61年,我一直在这里学习、工作。即使1958年一年在北京门头沟区西斋堂村下放劳动,1964—66年,在湖北荆州江陵和北京朝阳区高碑店两度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及1969—71年将近两年的时间内在江西南昌鄱阳湖边的鲤鱼洲农场劳动,但我始终没有离开过北京大学。到2012年,我82岁了。在北京大学学习和工作占据了我四分之三的岁月,我忘不了北京大学,忘不了培养我、教育我的北京大学经济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前身)。

   61年来,北京大学处处使我留恋,事事使我难以忘怀。而至今给我印象最深的,则是1951—1955年的四年大学生时期。作为对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一百周年院庆的纪念,我写下了这篇带有回忆录性质的文章“难忘的大学生时期”。文章共分五段:

   一、回忆总是美好的

   二、引路人:我的老师们

   三、重在启迪和相互切磋

   四、北京大学图书馆——知识的宝库

   五、把美好的日子留在诗词中

  

   一、回忆总是美好的

   我1951年进入北京大学时,北京大学还在城里沙滩校园。红楼是我们上课的地方,北楼是法学院所在地,经济系办公室也设在那里。除了有北京大学图书馆外,法学院有一个图书室,收藏的是法律、政治、经济方面的图书,主要是教师阅览图书的地方,也对大学生开放。不过,我们这一年级(1951年入校的)是当时仅有的留在学校学习的年级,因为二、三、四年级的学生都去广西参加土地改革工作队,要到1952年才回校,法学院的教师大多数也到广西去了,所以法学院图书室是空荡荡的,没有多少读者。

   经济系一年级的课不多。除了外语(任选一门外语)以外,有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经济地理、中国通史、会计学和作为政治课的新民主主义论,还有体育课,这些都是必修课。另外可以选一门选修课,有选文学的,也有选第二外语的。功课虽然选得很满,会计学还有习题,但星期日比较空闲。年级中,只有少部分学生是北京人,家在北京城里,所以走读。外地的同学大多是第一次来北京,一到星期日,只要不刮风下雨,都到公园名胜去游玩。

   可惜,这样的时候只有半年,即一年级第一学期。一放寒假,三反五反、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就开始了。有的学生干部被抽调到三反五反工作队去工作,据说是参加外调。学校里,教师们都自我检查,听取群众批评意见。关键是几位著名教授要在大会上作检查,学生们都得参加。全校大会上做检查的有西语系的朱光潜教授、经济系的周炳琳教授、法学院院长钱瑞升教授等人??我餐A?,大大小小的会议排得满满的。好在图书馆还照???,爱学习的学生借书回去读。一些并不怎么爱读书的同学,乐得个清闲,不上课,也不借书阅读,而且各有爱好,如打桥牌,下围棋,听戏,或谈恋爱。就在大学一年下学期,我们年级的男女同学之间就结成了好几对。好在他们后来家庭都很幸福,都儿孙满堂了。

   到了五月末、六月初,法学院二、三、四年级到广西参加土地改革运动的同学先后返校了。经济系一下子就热闹起来。那时,初读大学一年级的我们(当时都被称作新生;尽管我们第二个学期都快读完了,仍被称为新生),整日忙着听老生谈参加广西土地改革的体会、心得、思想转变的报告,听完后一个个表态,折腾了一个多月,就放暑假了。第二学期基本上没有上什么课。

   暑假快结束时,校园里传出了院系调整的消息。有人高兴,有人发愁。关于北京大学,大体上是这样的:医学院分离出去了,成立独立的北京医学院;工学院也取消了,有的系并入新建的北京航空学院,有的系并入清华大学,有的系并入在北洋大学基础上扩建的天津大学。教育学院,并入了河北大学;农学院,并入了新建的中国农业大学。文学院、理学院不仅完整地保留,而且把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有关的系也并进来了。法学院变动很大,法律系、政治系并入了新建的北京政法学院,经济系则分成两部分,大部分并入中央财经学院(包括财政系、金融系、对外贸易系等),小部分留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唯一的专业是政治经济学专业)。由于当时采取经济学学生自报志愿,系领导批准的方式,我填的是学习政治经济学。隔了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关于我的去向是有争议的,幸亏代理系主任陈振汉老师和政治经济学专业负责人张友仁老师的大力帮助,我终于被分配到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这是我未来能在经济理论和经济史研究中做出一些成绩的关键的一步,也是使我深深感激陈振汉和张友仁两位老师的原因。

   新学年一开学,我就随着北京大学师生一起迁入了燕园——燕京大学已经并入北京大学,燕园就是北京大学新的校址。由于燕京大学原来规模小,北京大学比燕京大学大得多,加上学生全部住校,所以学生宿舍十分紧张,经济系学生最早住在承泽园,是旧民房,家属区。隔了几个月,又迁到了全斋(未名湖北岸,现名红七楼)。

   从这时起,我才真正接触到经济学,因为教学楼秩序恢复正常了。听著名教授讲课也是从这时开始的(读一年级时,教授们几乎都随着土地改革工作队去广西了)。

   大学一年级,实际上只上了一个学期的课,与经济学有关的只有三门课,即政治经济学(资本主义部分)、经济地理和会计学。是不是浪费了半年以上时间呢?当时,我和其他同学都以为浪费了时间,没有学到什么。抱怨是有的。但迁到西郊燕园以后,随着教学秩序恢复正常了,课程内容扎实了,阅读参考书的分量增加了许多,所以怨气渐渐消失。

   今天我很怀念大学生时期,包括大学一年级的生活?;匾渥苁敲篮玫??;匾涫侨舾赡旰蟮氖虑?,形势变了,个人的经历丰富了,对人世间变幻无常的情况也习惯了,于是对过去的遭遇就会换一个角度来思考,来总结,总能从回忆中得到某种宽慰。过去哪怕是惊涛骇浪的年代,多年以后的回忆也就会淡然处之,坦然处之。这就是我对待北京大学一年级生活的态度。

   从大学二年级起,直到1955年大学毕业,我在北京大学之所以能够为将来的教学工作、研究工作打下较扎实的基础,多亏老师们的指点。这样,让我们转入这篇回忆文章的第二段,引路人:我的老师们。

  

   二、 引路人:我的老师们

   我认为在大学生时期,对我帮助最大、留下印象最深的,是这样六位老师:陈岱孙、周炳琳、赵迺抟、罗志如、陈振汉和张友仁。

   1.  陈岱孙先生

   院系调整前,陈岱孙先生是清华大学经济系系主任。院系调整时,他离开清华大学,出任中央财经学院副院长。1953年,他调到北京大学,担任经济系系主任,从此在北京大学工作了四十多年。

   陈岱孙老师担任经济学说史一课的讲授。那时我已在念大学三年级。这是北京大学经济系的一门重点课。陈岱孙先生从希腊罗马经济思想一直讲到凯恩斯理论,每星期讲两次,一次两学时,讲两个学期。他讲得最仔细的是两个部分,一是古典政治经济学,从威廉·配第到李嘉图,包括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念体系、政策主张和学术影响,二是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学派的经济学说,并着重说明新古典学派在1930年资本主义大?;⑸笏萑氲睦砺劾Ь?,以及凯恩斯理论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陈岱孙先生的讲课效果很好,吸引了很多学生对经济学说史感到兴趣,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对经济学说史学习的劲头一直很足,因为通过陈岱孙先生的教导,我越来越认识到,如果没有扎实的经济学说史的基础,在理论的学习中是不可能融会贯通的。

   2.周炳琳先生

   周炳琳先生过去曾担任过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但我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时,他已不再担法学院院长(由钱端升先生担任法学院院长),而到广西参加土改去了。他回到北京后,暂时没有排课。由于他和赵迺抟先生是好友,又是邻居,所以在赵迺抟先生推荐下,我认识了周炳琳先生,并有机会多次被邀请到他家里去求教。周炳琳先生专攻西方经济史,学识渊博,很有独到的见解。他是把我引进西方经济史领域的恩师。在他的指引下,我对西方经济史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这影响了我毕业留校以后的治学方向。至今我仍记得周炳琳老师的教导:如果没有经济史的基础,经济理论是学不好的;如果没有对西方经济史的深刻研究,工业化一定会走弯路。这两句话影响我一辈子的学习和研究。

   3、赵迺抟先生

   赵迺抟先生是解放前北京大学经济系的系主任,我考进北京大学经济系时,经济系主任换人了,他也去广西参加土改。他回校后,没有担任大学生课程。他是研究制度经济学的,对制度经济学的来龙去脉非常熟悉,家中藏书也很丰富。1952年,我读一年级下学期时,在法学院图书室里借书阅读,赵迺抟先生常去那里。日子久了,他感到很奇怪,在座的都是教师,怎么这个20岁出头的学生一有空就到这里来,于是我和赵迺抟先生就熟悉了。他说:“我家里书很多,有些书这里没有,你可以到我家里去看看?!闭庋?,我就成了赵迺抟先生家中的???。北京大学迁到西部燕园后,他住在燕东园29号楼上,楼下是周炳琳先生家。我不但向赵迺抟老师借书,而且还畅谈对经济学演进的看法,赵迺抟先生给我最大的影响是在经济学领域内了解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渐渐地,我懂得制度经济学的意义。制度经济学在经济学说史上是以异端的面貌出现的,但制度经济学的传播无法限制,它独树一帜,形成对正统经济理论的挑战。赵迺抟先生的教导,使我以后一生对制度经济学感兴趣。

   4.罗志如先生

   大学三年级的课程很重,罗志如先生讲授的“国民经济计划”同样是一门重点课。我不仅担任了这门课的课代表,还是学生计划经济研究小组的组长,课外同罗志如先生接触较多。

   至今我都认为,罗志如先生当时曾提到的20世纪30年代内西方经济学家米塞斯、哈耶克和兰格之间围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能否有效运行所展开的论战是十分有启示的。米塞斯和哈耶克怀疑计划主义计划经济的有效运行,并进而怀疑计划经济的可行性,而兰格则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是可以操作的,前提是“碰碰试试,错了就改”。这就是所谓的“试错法”。罗志如先生只是提出了问题,他自己没有对此评论,但我却从中发现了一个道理,即在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之间是否存在着第三条道路。隔了30年,到20世纪80年代初,在讨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时,罗志如先生当年的提示对我仍然起着作用。

   5.陈振汉先生

   陈振汉先生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做过代理系主任,他的研究侧重于中国经济史,尤其是清代经济史。他给我们讲授中国经济史课程。

   陈振汉先生在听课的学生中,不知怎的发现了我,也许是由于课间或课后我的提问使他注意到我。他当时住在北京大学西校门外的承泽园家属区,要我有空到他家中聊聊,并问我是否喜欢研究经济史。我告诉他,经济史确实是一门引人入胜的研究领域,但我接触还不多。他告诉我,要学好经济学,理论、历史、统计的训练三者缺一不可,要在这三个方面同样下功夫。

我大学毕业后之所以被留在北京大学经济系从事经济史资料的编译工作,可能同陈振汉先生的推荐有直接关系,尽管这时他不担任经济系代理系主任了,但仍担任经济系经济史经济学说史教研室主任一职,所以对我留校工作是起作用的??上乙恢泵挥谢嶙胫泄檬妨煊?,而被分配给周炳琳先生做助手,以西方经济史为专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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